槟城老屋被乱拆除，影响槟城挤入“世界古迹城”的打分。

　　在槟州政府将透过教育部向联合国教科文机构（Unesco）申请，以连同马六甲一并将乔治市例入世界古迹城时，槟州政府的监管及法令不严，被指造成私人界陆续拆除老房子，影响槟城在此方面努力，也影响乔治市的入选资格。

　　在屋租统制法令后，乔治市受到冲击，首先是老租户的迁移，老屋在人去楼空的情况下败坏；不过经济危机，是不幸中大幸，业主因此未大事拆除发展，可是金融危机后，建筑业似再次逢勃发展，业主及发展商再次打老屋子的注意，使老屋面对拆除的命运。这些老屋构成乔治市城市的纹路，也是乔治市挤入世界古迹城的条件。

　　然而，更多老屋的被拆，其中不乏有历史性的建筑物，使到各方质疑政府在此方面的决心，在调和路的一排双层建筑物连同日本人在槟城创办的“朝日酒店”（Asahi Hotel，后期是光荣酒店）的被拆，令人无限感慨。

　　陈耀威：评估扣分影响资格

　　建筑学者陈耀威在调和路朝日酒店被拆的现场向本报记者指出，槟城老屋被拆誓将影响槟城例入世界古迹城的努力，在所划定范围内随意拆屋，及胡乱修改建筑物，将影响联合国教科文机构对乔治市的评估。

　　他指出，联合国教科文机构在审核世界古迹城申请时，有多方面的考量，其中它们将确定有关地区内有无获得拨款经费，来推行修护等工作，此外它们对区内的交通管制，甚至广告管制，皆有所条件，广告不可乱七八糟，同时它们也会考量建筑的状态，以及建筑的使用。

　　陈耀威表示，世界古迹城的评估工作须费时两年，所涉及的考虑层面广泛，包括上至中央政府至州政府及地方政府部门在保护古迹方面的配合，以及确定政府有无计划来面对未来的控制，此外也要政府拿出根据拨款做为未来保护古迹所需，而不只是口讲，另外也要求法律管制，缺一皆不可。

　　此外，联合国也要求必须对游客的控制，以及了解本地人有无热心来保存老建筑。

　　陈耀威表示，槟城乔治市将以“乔治市是历史岛屿港埠”为题，向联合国教科文机构申请为世界古迹城地位。

　　他表示，槟城也考虑到其他城市的角逐，所以必须突出槟城做为历史港埠的特色。

　　不过他表示，越来越多老房被拆，将影响争取世界古迹城的的资格，联合国教科文机构将在评分时扣分。

　　陈耀威即举例槟城调和路一排战前建筑连同朝日酒店被拆一事时即对槟城的争取努力有影响，他表示，虽然拆老屋不代表槟城争取不到列为世界古迹城，因为联合国教科文机构考量极多因素，不过这肯定影响槟城的努力。

　　他指出，槟城的特色是由街屋所构成，若是独立一间建筑物的存在，意义可能不大，然而整体建筑则构成这个城市，反映19世纪生活面貌。

　　他指出，在调和路拆屋事件中，是传统的华人店屋，其泥塑很细腻，也很讲究，包括彩绘，所以对其被拆除，他感到可惜。

　　他指出，根据地图，在朝日酒店前有一排五间双层战前屋，不过他在去年11月15日再到相同地点时，只看到三间双层建筑，不过那时已是人去楼空，然而建筑外观保存良好。唯如今却与朝日酒店一并被拆。

　　陈耀威他表示，保护古迹建筑责任并非单方面可为，涉及各方面，它不只个人产业的私人业主，政府也有责任，目前人民多不了解老屋是我们的宝藏，反之在一些国家如日本及欧州，传统老屋及文化是令他们引以为傲的。

　　他表示，文化学者陈亚才在日前即指出，日本人对他们的家居环境极表关注，他们更制定“居民公约”，制定比政府更严格条例，来管制环境，街道，老房子及树木，这是他们对本身环境的认同及引以为傲的。

　　他指出，不过槟城在此方面却还有很大距离，槟城人对本身的这个宝藏缺乏认识，每每以发展等似是而非的论调来推倒老房子，如果槟城如同吉隆坡及新加坡之前般拆除老房子，那么再收手将来不及。

　　他表示，屋租统制法令后，老房屋被破坏的程度严重，如六条路整排双层老房屋被搬空，政府必须对此加以关注，此外市政局在过去十年也允许拆除老房子，很多发展图测是在之前批准，造成一些业主即以上述已批准的图测拆屋及重新发展。这也造成州政府必须为有关行为补救。

　　他也表示，槟岛市政局与古迹保存的政策在脱节，允许很多高楼的林立，在原本很协调的乔治市，允许发展商突然在莫名奇妙的长出高楼，比如红毛路（Northam Road）。

　　他表示，有关方面在缺乏良好的城市规划下随意批准发展，他认为做为都市规划的市政局官员，掌握公众利益，这个权利不是天生的，不是可以随意允许盖十多层楼。

　　他表示，在规划城市时必须考虑城市的景观，其多方面的影响，如人口密度，其交通流量，其中最大的冲击是量体太大，将造成街道的拥挤，也造成视觉上的不协调。

　　他表示，都市的成长必须控制，都市有其承载量（capacity），都市房屋的密度必须受控制。

　　他表示，很多现代的建筑师所盖的屋子可能还是旧时的方盒子似建筑，没有性格，没有考虑本身丰富传统，所以这些建筑师有待再教育，而不是完全不考虑周围环境的历史及个性。

　　不过，他表示，之前市政局的拆屋发展所批准图测很多，这造成州政府必须做出加倍努力。

　　他指出，市政局必须监督所有建筑行为，市政局不应只是管跳蚤市场，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保护槟城文化遗产工作。

　　他表示，监督工作涉及执法人员的鞭策，市政局建筑部常常会以人手不足为理由，这是难以接受的。

　　他指出，民间机构已发动成立监督组织，比如槟城古迹信托会成立了警报机制，一旦发现建筑物面对拆除危险，将会向有关方面发出警告，此外南洋民间文化也在此方面努力。

　　他表示，槟城会获联合国教科文机构推荐申请例入世界古迹文化遗产，表现出槟城的价值，这个价值是世界性的，不只是属于大马或槟城的。

　　这其中的价值表现在它有很多街屋，反映出1920及1920年世纪多元社会的城市，街屋适应不同种族及使用性能。

　　他说，槟城有很丰富的建筑环境，比如孟加罗建筑（Bungalow）即是印度马来人建筑，是不应被拆除的，在市区的数量非常有限，只有约50间，是见证槟城历史的重要建筑。

　　他指出，孟加罗是早期印度人及印裔回教徒及都市化的马来人居住的地方，不过后来成为七十二家房客聚居的建筑，它代表了不同的种族移民为了适应在本地的生活方式的一类建筑，富有印度人色彩，同时结合马来人高脚屋色彩。这将是槟城申请世界古迹文化遗产时的其中例子，表现了丰富多元的建筑种类，当然槟城最多的建筑物还是传统华人店屋建筑。

　　陈耀威表示，希望有关方面加紧监督老屋面对被铲平命运，因为这将是槟城人的损失。

　　王琛发：保老屋有2条路　有力政策补偿业主

　　大马历史人研究者王琛发指出，在保护乔治市老屋工作上，槟城有两条路，一是必须有非常强大及可行政策，以法律保护本身的文化遗产，再来是要有足够利益及补偿，使业主了解到，除了拆屋，他们还有另一种选择。

　　他表示，若没有足够利益及补偿，为了利益，很多业主可以身试法，尤其在罚款不重的情况下，类似拆屋事件的一再上演，将无形中开了危险先例，打开缺口，其他类似个案将接踵而至，不只影响古迹保护，也影响有关方面执法及行政的公信力。

　　他表示，在一个以自由企业及贸易为原则的世界，上述利益及补偿是必要的，否则反遭受业主的不满。

　　另外，他也认为，通过“企业公民”的概念及努力，也可在此方面做出贡献。

　　也是孝恩文化基金执行长的王琛发在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如是指出，他说，在致力保护古迹的长期人文发展理念努力时，一旦发现政府行政机制有缺陷，那么有必要有一批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来扶持上述理念。

　　他指出，在民主立场，我们不希望政府权力机器太大，不过一旦发展政府机器及公众人士的共同热度，不能应付私人界为了追逐利润，而破坏古迹保存理念，唯有希望出现一批所谓的有创意的企业公民，来证明有另外一套保护古迹的发展可行之路。

　　他说，如果有一批企业公司通过古迹投资证明人文发展及经济利益可互相挂钩，可以让其他打破古迹保护的资本家去重新考虑，了解到还有另外一条替代道路。

　　他表示，企业公民可以从小做起，包括支持一系列有关古迹历史研讨会，包括出版系列丛书。

　　他也简略的介绍了孝恩在此方面的努力，他指出，去年陆佑住宅面对搬迁命运，孝恩献议提供场所帮助原地搬迁，并加建为纪念馆。在义山事件发生时，孝恩集团也站在保护义山主权的立场上，支持义山发展本身历史文化特色，反对任何外来纯粹的利润挂帅干预华人义山，破坏华人义山所埋藏的死者子孙的意愿。

　　梁超明：拥88年历史　朝日酒店被拆可惜

　　梁超明向本报记者指出，在一周前被拆的“朝日酒店”（Asahi Hotel）被指有88年历史，由日本人创办，是日本官方及大公司机构指定的海外酒店之一，它在1914年创立，而非1920年。

　　目前投入研究日本在槟城历史的梁超明在最近槟城古迹信托会主办的“槟城少数民族历史”研讨会上主讲日本人在槟城历史讲题。

　　他在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说，根据从新加坡日本人协会所寻获资料记载，日本皇族也路过槟榔屿，其中朝鲜王李垠殿下即在昭和2年，即1926年来过槟榔屿，因此很有能李垠殿下住进该酒店，因为该酒店是那时最高级的日本官方指定酒店。

　　不过他指出，朝日酒店虽为日人创办，不过有关酒店建筑或非日本人所建造，可能是租借改为酒店用途。

　　朝日酒店在周前被拆除前为光荣酒店，座落调和路门牌二十二号，即是大马酒店旁，西湖公园饭店及桥南旅社对面，它连同前方一排3间的战前双层排屋被拆，引起古迹保护者的震惊。

　　梁超明在日前即指出，朝日洒店被拆是槟城历史的一大损失，它代表日本人在1920年至二次大战前在槟城足迹，是研究日人在槟城历史的考察地。

　　除朝日酒店，日本人在槟城创办的酒店尚有松屋酒店，及田中酒店，其中松屋酒店即是尚保留至今的重庆酒店，该酒店在最近发生火患。而田中酒店则原座落牛干冬，不过相信在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摧毁。

　　他指出，田中酒店相信建于1910年，而日本人协会（日本人会）则是在1915年在槟城创立。而松屋则在1920年后再没有人提起。所以可能在当时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