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氏家族与“五层楼”（一）
2007-09-09 05:16:07 作者： 王琛发 来源： 互联网 浏览次数： 0 文字大小：【 大】【 中】【 小】
戴氏家族与“五层楼”（一）
文：王琛发
一八七二年，一名二十四岁的青年，从中国广东省大埔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子，永兴甲汉上南来，在槟榔屿的码头上了岸，举目茫茫，回顾茫然，开始了他超过十年的坎坷生涯。
为了每天一碗白饭糊口，他曾当过估俚，做过小贩，也曾失业投靠同乡，最后竟是人到中年一事无成，潦倒得在路边替人算命写信维生。
当时，蹲在木坡后替人算命的他，可能正在以命理安慰别人的同时，心中嗟叹着自己的命途多舛，他居然没有算到：一百二十年后，报章杂志都没有把他淡忘。
这个落魄街头的倒酶中年人，后来晚运兴隆。据说，他从受一名药材店主人的知遇之恩开始，到接管了药材店主人顶让给他的一门亏蚀生意时，居然遇到了人生的大转机，从此平步青云，一步一步的踏上了致富之阶，而且“富而优则士”，身在英国人的殖民地，做大清皇朝的官，到后来，他的官越做越大，连带他的几个孩子，也在中国为人父母官。
历史是这样记载，这个名叫戴春荣的客家汉子：槟城一条路以他命名，其余学校、寺庙、医院，包括英皇爱德华纪念医院、玻罗池骨疗养院、槟城大英义学、中华学校、时中学校、极乐寺、南华医院，到处都留下了他作为其中一名主要发超人或贡献者的名字，铭刻在碑石上。
路名是以“戴喜云路”命名，这也是北马人所熟悉的名字，而一般捐献及功德碑记，则往往刻上“戴欣然领事”的名衔。
说起来，他是一个相当谨慎，深谋远虑又真正热心社会的人。他在一九一九年去世前的遗嘱居然规定了到自己的第三代也不能分家，以避免“华人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同时。他还规定了遗产的收入必须有二十巴仙用作慈善教育。不过，文字毕竟不是“天衣无缝”的。
一份遗嘱，会遇上全新的社会和时代背景，有不少字眼和定义也不免会受到揣摩。於是乎，我们居然有了新发现。
历史是记载着“戴欣然，名春荣，字喜云”，是清政府最后一位南洋总领事，并记载他的儿子戴正芷汀是民国驻槟首任正领事，报上的新闻则是说明了，近三十年来，他的子孙一再把他的遗嘱带上法庭，要求法官公判。
其实，相比起其他的富豪，相比起其他百年来在星马两地此起彼落的豪门，戴喜云的遗产是交待得相当清楚的，他也立下了相当清楚的遗嘱。最令人欣佩的是，这一位在流落市井卖榴连也因衣装褴褛被人当偷裤贼侮辱的“父母官”，生前居然“爱民如子”，把一部分的财产、店业的收入全划为专供慈善和教育用途，主
动开了南洋富人以遗产设立基金的先声。
可是，戴喜云的遗嘱在最终还是避免不了上法庭，成为公众课题的命运。
只因为这其中有一宗遗产，是直到今年，一九九四年，才几乎算是“解决”的。而且价值是何其大，牵涉又何其广，也就不免引人注目了。
这就是在九二年七月槟城高庭法官判准以最低价九百五十万元保留价格公开投标的时中分校与毗邻十二间店屋。
由於被判决可以售出的财产，居然是一家学校，而且又是戴喜云的子辈当年慷慨廉价租给客族乡亲办学的建筑，又遇上这是一间被认为不应滥加拆除甚玉维修的历史古建筑，因此，情势更是备受注目。
在诸多法庭处理的豪门遗产案件中，这也是少见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列总检察长为首答辩人的案件。
原本，总检察长身为公务要员，和所有私人财产的纠纷以及循法处理的遗产案件，都没有纠葛。可是，基於时中分校既有私人地产之实，而且是以公众慈善信托金名义出现的，结果戴喜云的遗嘱执行人便基於“针对学校采取任何行动，需取得总检察长准证”的条文，在向法庭申请批准拍卖校地的庭会时，宁可事后替总检察长付庭费，也别无选择的需列总检察长为总答辩人。
这宗判决的后果是：原本面临学生稀少的时中分校肯定了十年举棋未定的迁地为良，最后获槟州首席部长协助，通过槟州发展机构，决定把双溪里蒙二依格地段按“教育用途土地价格”，卖给时中董事部。
这宗判决的后果也是时中学校分校终於在一九九三年十月找到了买主，买主是马来西亚植物油提炼厂私人有限公司，所有对古建保护有兴趣的人士，正在密切关注，这家对时中分校目前尚未有所行动的新业主，会如何对待这幢百年古建。
这宗判决也让公众看见了，随着祖业成交之后，有二名个别戴氏族人对祖业的处理方式有分歧，各自上法庭表示对两名同是戴喜云后人的遗产信托人不满。
戴喜云的安排是非常高瞻远瞩的了，为了避免儿孙辈过早瓜分他的遗产，过早分家，他明立遗嘱，说明其产业只有在最长命的孙儿逝世了二十一年之后才可以分家。为了保持对慈善及教育事业的承诺，他规定只有四名孙子全去世后，承诺才取消。
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一九九二年传出法庭批准拍卖时中分校这最大份的产业，以换取现款后，戴喜云生前未曾见过的养孙，他次儿戴淑原的养子戴万成，立即在去年十月尾以六十五岁高龄入禀法庭，要求法官审判，为何戴喜云养子后人有权参与受益，他身为淑原“后人”，反而被“置身事外”？
另一方面，戴家另一后人戴祖光则认为脱售时中分校的价格太低，要求法庭撤回准以九百五十万元最低价售地的准令。
其实，如果追溯戴喜云子孙动用法庭，把他的遗嘱带到法庭上去请法官审理，历史事例可以追溯到一九五八年。
在戴喜云一九一九年留下的遗嘱中，有立嘱给他的妻妾，四名儿子，一名养子，所有女儿及男孙，规定他们必须把产业的二十巴人仙收入，充作慈善用途，其中有十巴仙是寄到中国故乡去的。可是，基於当时的政治关系，马中断交了十年，戴氏子孙竟于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申请获高庭庭令，谕令要汇到中国的那十巴仙是无效的。过后，戴氏子孙又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取得庭令，将戴喜云原来规定的“二十巴仙慈善用途”，成为只用在马来西亚的十巴仙。
到了九三年之后，这十巴仙虽然依遗嘱依然必须捐作时中分校作教育捐款用途。可是，数量却比过去增加，因为售卖了时中分校的校地后的净收入，带来了可观的利息。
直到目前为止，时中分校是迁校在即，古建筑是拆是保留，则命运未卜，戴氏遗产在第四代分家，慈善信托遗嘱的取消也是在预定时间的事！
我们不妨走入时光邃道，看看这一个家族和时中分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时来运到 挤身钜富 在战前的南洋华侨教科书里，有近代华侨的功绩篇的课文，里边例举了三名有功的华侨为例，其中一位，便是戴欣然，也就是戴喜云，或者我们所称的戴春荣。
这一位生於一八四九年农历八月初五，死於一九一九年农历四月十六日的人物，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一个位古人。
不过，有关他的遗产的课题，则是新课题。
他曾经是槟城最潦倒的失业者之一，逃到太平找吃，不过后来却成了本世纪初拥有槟城市区最大片产业的个人业主。
他所留在槟城苏丹阿默诺富豪路的那片土地，也就是时中分校的旧址，一直都被认为是那一条路的地点最适中的黄金地带。
翻开近十年来的资料，我们居然可以发现到，这块地皮和这一间学校，一直到它去年脱售为止，几乎每一、二年，总会成为北马新闻的热门课题！而每次课题出现时，戴喜云或戴欣然或戴春荣的名字，便总会被提起，他的照片也常会被刊出。想不到，他这个古人居然可以跨越时空，一再成为清b在的热门人物。
有关戴喜云的一生发迹故事，没有什么神话，只能用时来运到四个字来形容。发迹前，他可说是掌握了机会，侥幸上岸，不过，发迹后，他却是重新游入大海中，搅起千堆浪。
他的一生，基本上就事战前的南洋华侨学校通用的教科书中所记载的。“戴欣然，广东大埔人，在马来半岛经营农矿致富，生性好学，多行善举，大埔荒年，施粮数十万担，国内的学校，发起或捐助成立的有十多处。”
这是正统的教科书，里头当然是好汉不提当年，英雄不论出身。
不过，说起来，戴喜云比不少人清白，他的出身固然低，却不同一般人靠偏门发达或拳头起家，他是捱出来的。
其实，戴喜云是他的号，春荣才是他的名。
据说，曾经有不是马后炮式的相师替戴春荣利用通书的称骨头歌来称骨，发现他是“一个少年运道未曾通，几许磋砣命亦穷“的人物，说他“六亲兄弟无依靠，一生事业晚来隆”。
通书里算八字斤两的“称骨歌”会有多大灵验，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戴春荣的命运，也的确是到了中年之后，一步一步向上爬，最后，成为槟城华社的当然领袖，代表著一个国家，和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并肩平等。
就和不少后来成名的早期南洋华人巨富一样，戴春荣也是少时贫穷，被迫南下槟榔屿谋生的苦力。
当戴春荣刚刚到达槟城时，正值一八七三年，当时，戴喜云的名号还有起，更不是史书里所称的戴公，由於投靠亲人无望，生活不好，他竟被迫当小贩。
不过，戴春荣这段小贩生涯，看来也不能为他挣得了多少钱，因为，他在不多久之后便离开了槟城，到达太平，到了太平之后的他，已整三十岁人了，居然是一切从头来过。
有关戴春荣在太平如何过日子，坊间资料乏陈可言，后世留下来明德记载，几乎都是戴公欣然发迹成名的丰功伟迹。
有一段说法是说，戴春荣初到槟城固然落魄，但是，被迫到太平去谋生时，更加落魄，甚至曾经被人诬为偷裤小贼，甚为潦倒。
传说，当年戴春荣落拓槟城，无以聊生，到了太平之后，正好遇到了榴连季节，因此，便向种榴连的同乡讨了些榴连 ，每日用扁担挑著箩，担了榴连一路叫卖。
据说，有一天，戴春荣在太平郊外卖榴连，刚刚好那儿有一家人失去了他们晾 在屋外的裤子，出去探看四处无人，於是便怀疑是这个附近榴连小贩偷的。戴春荣不甘被诬，当然是和对方辩驳，居然被对方羞辱。
这一来，气愤的戴春荣，再也提不起劲卖榴连，想到被侮辱的滋味，他越伤心也越沮丧，终於摔倒了扁担，宁愿捱饿。
这段传说可能是当时家族口述，因此，方才会有多人知悉，且被邝国祥<槟城散记> <槟城侨贤逸事>文中带过。
但是，捱得了一天，也捱不了第二天，第三天……到了最后关头，走投无路的戴春荣，终於找到了一位开药店的客籍同乡，借对方的骑楼，靠算命兼替人写信，换些微薄的蝇头小利过活…。
亏得客家人的习俗，无论多么贫困的农家，依然都会送孩子到私塾读书；或由父母叔伯亲自教读些文字。所以，懂得些文墨的戴春荣才不致于饿死太平。
在这阶段，戴春荣可以说是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人到中年，一事无成，只能靠替人写信糊口，回槟城也不是，回故乡更不是，要到别的地方求发展，又前路茫茫，惟恐前途更崎岖……
当时，他自己也没料到，这居然是他的转捩点。
戴先生长期都摆摊在这位开药店客家乡亲门口，因此，他和药店老板熟络之后，便也兼任了药店的书记。
一八八五年，戴春荣终於时来运到。
这一年药店主人事业失败放弃营业，主人一旦离去，便把这间店交给老臣子戴春荣承顶。
也就在戴春荣顶这一家药店之后不久，马来亚的药业行情居然大起变化，转泄为涨，戴春荣的财富也就与日具增，不到二十年之间，他开设的“杏春堂”即在槟城、怡保两地都开了分店，而且，还兼营当店等业务。
这时，戴春荣已三十六岁了。
传说戴喜云真正致福是在四十岁，过程则有些戏剧化。自从戴喜云获利数千元之后，到了他四十岁过后，他开始想到了超过十六年没回去的祖国，於是，决定回国一趟。
怎料到，当他坐船去到香港，他却发现到自己的汇票遗失了。
这件事对这一位挟巨款游港岛的“杏春堂”老板，可以说是晴天霹雳。他忽然间变成进退两难，流落香港，不明一文。虽然说他有钱，可是钱在马来亚，远水救不了近火。而且，汇票的钱也是要带回槟城，当基金用的。
这时候，他偏偏遇上了一个和他有来往生意的香港药行主人“乘火打劫”。这个香港药行主人，愿意替戴喜云到银行作证，向银行领取与戴喜云所失去的汇票同一数额的款项。不过，他提出了附带条件，戴喜云所失去的钱额，并不会用现款来支付给戴喜云，而是以银行贷款的形式，由他担保戴喜云向银行借钱，向他买货。
他的建议，也不无道理，这样一来，戴喜云虽然不见了一笔带回槟城的周转金，但是，如果有同样价值的一批药物，带回去售卖，至少也可以换成现金，暂渡难关。
这时候，戴喜云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想到届时在槟城、太平售药，也是要补货的，为了能有张船票回家，只好勉强答应。他没有料到，对方装上船，送到槟城给他的药材居然是一大批价钱难销的药材。
当时，他只求脱离返槟，等到他回到槟城，听说所有货物由船运到，他去码头一看，居然发现，对方配给他这些廉价而难销的药材，令他跳脚不已。
可是，隔了几天，戴喜云便听说到，中药来源中断，价陡涨，这些大家平常少有收购，用来作配方的「配角」药材，四处缺货。
中医开方，讲究「君、医、佐、使」，四种性质的药互相应用。诸店中不是少了
「佐」和「使」之用的药材，便是少了「医药」。这时，正嫌著来货过多的戴喜云正中下怀。
未几，便听闻开药店的“杏春堂”主人，已投资兼营矿农业及在太平包酒鸦片饷码了。
这时已是到了十九世纪未，当时清朝为了笼络南洋人心，同时为了赈灾等理由欲收取款项，开始向南洋华人卖官。爱国心和虚荣心交织的南洋华人富商，也有不少是各自按自己的经济条件捐官取衔。
这件事，戴喜云也不落人后。
1890年，鬻官知府衔，1895年为道台衔，1903年为盐运使衔。
不过，他不是捐有名无实的虚衔，而是要捐个出身，以便完成少年时读书不成，不能光耀祖的遗憾。
一九零七年，中国驻英公使李经方受到南洋领袖弼士等人的推荐，有意委熟悉戴喜云继他的好友张弼士、谢春生、梁碧如等人任槟榔屿第五任领事官。
於是写正史者便这般的记载：「光绪卅四年戊申（一九零八年），戴春荣因捐三万金以兴建北京模范监狱，钦赐道员分省补用，并加二品衔，促入京候旨，以年老辞位，改充本屿事。」
当了三年槟榔屿领事后，他又旋升任代理总领事。
不过，戴喜云这个代理总领事当得不久，还没有来得及升正，不久后遇上辛亥革命，他辞官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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