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氏家族与“五层楼”（六）:戴家淑原 子承父领
2007-09-09 05:12:29 作者： 王琛发 来源： 互联网 浏览次数： 0 文字大小：【 大】【 中】【 小】
戴氏家族与“五层楼”（六）
文：王琛发
戴家淑原 子承父领 戴喜云的第二儿子是戴淑原。他也是中国政府入民国后，任中华民国第一任驻槟副领事的人。
终结一下： 从张弼士开始到戴淑原为止，清朝到民国担任中国驻槟城领事的，先后还有张煜南，谢春生，梁碧云，还有一位替戴淑原暂代职位的戴芷汀，其中，张煜南是危弼士的经理人、合伙人，财产挂沙人；谢春生是张煜南的儿女亲家：梁碧玉是谢春生的女婿；戴喜云是淑原，芷汀的父亲，又和张弼士同乡份外亲。从清朝开始在槟榔屿设领事馆开始到民国初，中国驻槟城的领事一职，居然都是客家人担任，而且，不是梅县就是大埔，担任者之间又是至亲友好，几可说是垄断局面。由此可见，当时，正是客藉人，尤其是潮籍的大埔客人，借助来自潮、客二帮的联势支持。而这一系列的领事之中，其中张弼士，戴喜云。戴淑原，以及“代理事”戴芷汀的神主，都供奉在朝州会馆。
戴淑原字培元，生于1887年，逝于1944年，根据客家人的历史晋查，这个人似乎是上述诸位领事中，真正懂得洋务，真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人。
相比起他前任的，替清朝当官的爸爸和“叔叔伯伯”们，戴淑原当副领事能掌领槟榔屿及泰南、霹雳、吉打一带“侨务”，并不像他的父亲和“叔叔伯伯”，仅仅是靠熟悉地放人情事务。而且，他还是受过洋文教育的。
我们不清楚戴淑原在少年时代，是在槟榔屿还是中国故乡受教育，不过，可以清楚的是，他是一位学过洋务的学生，讲得一口好英语外，也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练过书法的。
所以，的才会在1906年，因为他的学识，被推荐入京替清廷办赈务。不到两年时间。便由於“累建勋劳”而被奖为员外郎，分派到法部任职。
然而，这时，戴喜云已在1907年受到清廷驻英公吏推任清廷驻槟榔屿领事，身边需要人帮忙。那时候的封建政权是提倡“孝道”，谈仁义道德，谈百善以孝为先的，所以，戴淑原一纸辞函，说明他是父亲年老，为了孝亲故，欲到槟城协助父亲，分担操劳。的在北京的辞任便立刻解除，改派到槟城去任领事馆翻译官。
等到清廷败退，民国成立，新朝旧廷人物相揖让，原清廷官员戴喜云自动辞去了星加坡总领事职位，原星加坡领事馆翻译官戴淑原则驾轻就熟之故，以民国新官上任姿态，迅速走马上任，“接管”了父亲原有的槟榔屿领事职。起初，父子三人轮流坐交椅，只换面孔不换姓！
总结一下，戴淑原人在京师任职的时间并不长。他的人生舞台，全部扣人心弦的演出，几乎都是在槟城上演。
在他1923年为槟城极乐寺的“极乐寺志”以领事官身份所写的序言里有提到：
“岁丙午，配元供职京师乞假声亲，侨居槟岛，随先大夫谈经于寺，适壬子，奉外交部令，署理槟领”。
从这一段文字，我们可以发现到1906年一直至迟在1907年年初，他是曾经来过槟城游山玩水的，而且，还曾经随父亲到极乐寺去谈经，也许就是这样一趟的槟城之旅，便促使他在获得父亲将任领事官，需要帮手的消息之后，回去京城，立刻请辞！
事实上，戴淑原任领事，是任的很称职的，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在他的在任时间，他似乎把当时南洋华人子女的教育，看成当急之务，在任期内，戴淑原曾经央求父亲出资办校，从中国聘请教师南来驻教，以便创立华人“侨校”的模范。此外，他凡是遇到来自中国内外人士为教育经费到领事馆向他募捐的，终是大手笔的捐出去，据《时中学校四十六周年校刊》记述说是“大抵小学五百，中学一千，习以为常”。
过去的记载是相当模糊的，我们并不明白，这五百或一千，到底是中国币抑或是本地的英国海峡殖民币。如果是，上述的“五百、一千”是海峡殖民币，那么，说法就未免有点夸张，也显示了戴淑原是靠著他老爸的财力贴钱做领事。在那洋行高级职员薪水也不过两百元的时代，他来者不拒，真是勇于为人！更何况，除了教育外，他还“修建道路，赈济水旱天灾，动辄输金万元”。这一来，更明白了，这个领事不只做的称职，而且做得贴钱为国，也难怪当他在一九三Ｏ年退休时，全北马的华人学校和社团纷纷致电外交部挽留。
或许，也正是源于戴喜云的儿子在任领事时，表现良好，一再出资支持儿子协助本地华人，使他们“心向祖国”，同时，也赈助了积弱的中国。因此，在1914年，戴喜云这个过去的清朝最后一任总领事，居然也 和他们的儿子戴淑原一起，获得了中华人民政府颁的“三等嘉乐勋状”。
我们也必须注意，戴氏家族虽然一门三父子都曾当过清朝的官，但是，他们的身份和理想，和那些一厢情愿死硬倾向清朝的人物，是有根本上的不同的。
由於他们来自南洋，又是商人出身，而且出身下层，他们比中国大陆的保守派官僚及封建地主都来得更熟悉“洋务”，也更看出清朝的腐败，看得出中国的积弱和毫无国际地位。对他们来说，特别是对卖猪仔南来的戴喜云来说，这是亲身体验。
因此，他们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有爱国的热诚，也有商人的圆滑。当清朝政府是“正朔”时，他们站在清朝政府的立场，以做清朝的官为荣誉，尽量替国家替华人做事。但他们也不愿得罪他们所知道的那些革命党，甚至进为庇护其中一些人以作政治和商业利益上的“长远投资”。当进入民国之后，民国既然是“正朔”，他们当然也就成为亚洲共和国的子民，一方面受袁世凯及北洋系的外交部委任，另一方面，却继续暗自庇护“非主流系”的孙中山一派人马。一直到孙派到最后终於击败袁世凯和北洋系，成为“正朔”，他们还是忠於民国。这期间，戴氏父子所创办的时中学校，便曾是不少革命党人暂时当教师的栖身之地。首位校长饶芙裳是革命党自不必说，后来大陆军界著名的李烈钓将军甚至在时中把副校长带回去当妻子，而更后来在广东接受日本人投降的战区司令罗剑白将军，也是时中的“回国革命学生”。
当马来西亚开始地方化政策时，需要借助到本地华人领袖，於是，戴淑原又穿起西装之外，还添加了手杖，担任起或政府封赐的太平局绅了。 | |
|
|
|
